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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江源的中国故事
文｜古岳
古岳，又名野鹰，本名胡永科，藏族，高级记者，中国作协会员，自然书写者。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，曾获第五届“地球奖”、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、青海省文学艺术奖等。已出版作品《谁为人类忏悔》《黑色圆舞曲》《生灵密码》《坐在菩提树下听雨》《巴颜喀拉的众生》《草与沙》《冻土笔记》等十余部。
决定去治渠拜访藏族老阿妈才阳出于两个目的。
一个是听她讲故事，据老朋友欧沙讲，才阳可能是整个长江源治多最会讲故事的一个老人；一个是看看治渠这个地方，从地名上看，它才是长江源区的核心地带，可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里没有治渠。
治渠，是一个音译词，依照词意和约定俗成的译法，汉字应该写成“治曲”两个字，想来，当初将“治渠”两个字作为一个地名确定下来时，根本没想过它是什么意思，而只是照着发音随便写了两个同音字。而“治曲”（或治渠）是有确切含义的，译成汉语就是“母牛河”的意思，就是长江源区干流。历史上的长江源区干流，从源头流经现在的治渠境内治多、曲玛莱交界处时，还不叫通天河，而叫“治曲”，出治渠与楚玛尔河（或曲麻河）汇合之后始称“通天河”。
长江源流为什么叫“治曲”？是有传说的。说很久以前，一头母牛从天而降，从自己鼻孔里喷出了一股水，源源不断地流淌，滋润着辽阔大地。母牛鼻孔里喷出的水最后流成了长江，浇灌出一条文明的长河。
才阳知道很多这样的传说故事，这些故事大多是她母亲讲给她听的，她母亲又是她母亲的母亲讲给她听的……
她讲的一个故事里，长江（治曲）、黄河（玛曲）、澜沧江（杂曲）最初约好了要一起去大海，像是三个好友相约一起去远行。最后，玛曲、杂曲都到大海了，却不见治曲的影子。等了好长时间，治曲才到。
大海有点生气，问治曲：“你们从同一个地方一起出发，它们两个那么早就到了，你为何走了这么长时间？”
治曲回答说：“它们两个就像乞丐手里的打狗棒放在大河里漂，一路上一刻也没停过，当然先到了。”
大海又问：“难道你还要走走停停不成？”
治曲说：“那当然。我一出发，先路过一条用金子铺成的河谷（金沙江的由来），我得停下来，不能随意流淌。后来，我又路过一条河谷，有成千上万的牛羊在那里，我得小心地绕过它们，不能伤害，给它们留下足够的牧场，又得耽误不少时间。再往后，河谷里还有很多村庄、寺庙和集镇，我又得绕开那些村庄和农田，还要绕开那些富饶的集镇，给商人们留下开集市的地方，还得给寺院高僧留下居住修行的地方，这又得耽搁很长时间……”
才阳说，长江流过的地方是世上最美丽富饶的地方。
才阳的故事里不仅有很久以前的传说，也有眼前的事。她家住在治渠乡治加一社一条山谷右面的山坡上，我去的那天刚下过雪，山上的积雪很厚。欧沙和文扎开车，一路问了好几个人，我们才找到老人的住处。这是一个慈祥的老母亲，说话时，她脸上的笑容一直灿烂着，像一片温暖的阳光。
那是一条狭长陡峻的山谷，山谷里有河流淌，河水有名，曰：科隆班玛曲。那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，流出那山谷，它就汇入了长江源区干流。才阳说，别看那是一条小河，它有数不清的琼果（源泉）。冬天结冰的时候，那些琼果在山坡上，像散落的羊群。夏天，从很远的地方能看见的琼果也有十七八个，像漂浮的祥云。以前，阳面山坡上有一个琼果，很大，一百头牦牛一起喝水也不会拥挤，现在干了，没有水了。
小时候，母亲给她讲过的故事里讲到的很多事，当时她不太明白。后来她自己也成了一个母亲，再后来又成了一个奶奶，甚至她的子女也快成了爷爷奶奶，可是故事里的很多事，她依然不是很明白。
比如，母亲说，百灵鸟是牦牛的保护神，百灵鸟很多，叫声也好听，对牦牛就好。如果蝴蝶的颜色非常鲜艳，年景就好。牧人家的牲畜，最好是马、牛、羊品种要全，缺一种，对草原不利，对其它牲畜也不好。
母亲还说，每年通天河结冰和开河也有相对固定的日期，要是时间错差很大，年景就不会好。如果开河时一下就开了，声音也很响，年景就会非常好；如果是悄无声息地开河，年景就不好，牲畜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。还有，鸟类王国的律法非常严格，该什么时候鸣叫都有规矩，天将亮的时候，鸟必须得叫一次，天亮的时候，又得叫一次。这样，年景就好。如果天亮了还听不见鸟叫，年景就不好……
那天，才阳老人还给我讲过很多故事。虽然对这些故事，我听得也不是很明白，但我依然觉得它是有意义的，而且非常有意义。不仅对听故事的人、对三江源的牧人有意义，对国家公园以及当下的世界也有意义，甚至对未来的人类文明也有意义。这也正是我为什么要在创作谈中写这样一个老人的原由。
我想说的是，三江源是有故事的，不仅人，这里的一草一木、鸟兽鱼虫以及山川万物也都有自己的故事。世代生息于斯的三江源牧人就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，这些故事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，是血脉，是灵魂——自然也是国家公园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国际评估报告建议说：“搜集和记录当地藏族村落及牧民的口述历史，含文化信仰、价值观和民族传统等，用于国家公园历史史料和宣教解说素材。”
我曾在文中也写道：“如果把它比作一个生命或人，它经历了千万次的轮回之后才走到今天。如果它每经历一次轮回都有一个不同于前世的名字，那么，它今生今世的名字才叫三江源。今天，我们又以国家的名义，给它取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：国家公园。”
当然，要讲好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——对我也一样。虽然，我已经倾注了所有的感情，但是，我依然不能确定，这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样一个阅读诉求。
我从年底开始着手这本书的构思，原计划要在春节之后进入实地采访，可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，我既不能出去，也见不了人。到3月中旬才第一次出去采访，第一站就去了黄河源，那里还是冰天雪地，出行很不方便。到5月中旬再去时，又赶上挖虫草的季节，到处都见不到要采访的人。尤其是曲玛莱、治多、杂多几个县，牧民几乎都到山上挖虫草了，到6月下旬回来时，他们还没下山。
可以说，采访并不顺利，很多采访计划不得不重新调整乃至放弃。比如，几次想去卓乃湖、太阳湖一带，整整一周时间，一直在可可西里边缘苦苦寻求，就是进不去，不可思议，却留下遗憾。
而写作一刻也不能耽搁。因为受出版周期的限制，要想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之前完成出版，至迟，我也得在7月中旬以前完成整部书的创作——最初预计的设立时间要比后来正式确定的时间早很多。稍稍感到幸运的是，我有三十多年一直在三江源行走的经历和积累，几乎使自己变成了一个三江源的“牧人”。至少在很多事情上，我与他们有着同样的感受和认识。如果还有一些分歧或分别，一定是因为自己尚未完全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。
时间非常有限，我所能做的，就是尽可能采访更多的人，以强化叙事元素的丰富性和艺术性。三江源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公园的地方，不仅在于地处青藏高原的独特地理位置和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，更在于民族文化生态及其悠久传统和习俗。除了生灵万物的大自然母体，世代游牧的当地藏人也是一个核心主题，也是三江源故事的叙事主体。
按原来的出版计划，留给我的写作时间已经不多，必须尽快完成写作。如是，在不到七个月时间里，我完成了整部书的初稿。除去外出采访等时间，真正用于写作的时间不到三个月，仓促留下的粗粝在所难免。后来得到可靠消息，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的时间已经推后，开园仪式预计到年后半年才能举行。这给我提供了可仔细斟酌修订的宝贵时间，于是，我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对书稿进行全面修订。不少地方，费了很多心思才将每一句话安顿妥当。
始料未及的是，很多采访对象的故事最终在书中并未完全呈现，甚至只字未提。他们的故事都值得书写。
像江文朋措——治多县普通牧民，一个十几年如一日捡拾草原垃圾的民间志愿者。从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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