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特效药 http://baidianfeng.39.net/a_yqhg/131021/4276363.html群众性游击战的广泛开展
年底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工作和军事建设的指示，规定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方针，是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的人民游击战争。中央军委11月7日的指示强调：“在这一新阶段中，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，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。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：（甲）主力军，（乙）地方军，（丙）人民武装（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）。”各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，相继进行精简整编，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，并抽调大批精干人员充实到区、县，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。各抗日根据地的青壮年男女，都在自愿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，组织成民兵、抗日人民自卫军，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主力军、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的军事体制。在这一体制下，八路军各部队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，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，地方武装群众化，抽调大批精干部队充实到区、县，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，实行民兵联防，带领民兵、自卫队（军），发挥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政治优势，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雷战、地道战、麻雀战、围困战、捕捉战、窑洞战、攻心战、交通破袭战、水上游击战等群众性游击战的作战方法；胜利地进行了潘溪渡战斗、黄崖洞战斗、宋庄战斗、田家会战斗、甄家庄战斗、韩略村战斗以及沁源围困战、冉庄地道战、五丈湾地雷战等，演绎了一幕幕人民战争的历史活剧。民兵联防作战始于年下半年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兵不仅数量增加，而且质量大大提高，晋冀鲁豫地区民兵发展到9.2万多人，晋绥地区民兵发展到3万多人，自卫队员发展到近16万人。晋察冀和山东地区的民兵也有很大发展。在作战上由过去的村自为战，逐步发展为地区性的民兵联防。民兵边参加生产边监视敌人，发现敌情即以预定的敲锣、打鼓、鸣钟、升旗、升火、升灯、树杆、狼烟等信号，通知附近军民做好战斗准备，随时进行联合作战，采取各种方法积极打击敌人。晋绥地区的民兵，在联防警戒线上设立许多哨位，并在哨位的前方设立武装侦察员，经常深入到敌据点附近监视敌人，一旦敌人出动，立即发出信号，迅速传到全联防区。山东地区的民兵，在开展“麻雀战”的同时，还开展了敌人走到哪里民兵打到哪里的“车轮战”，同敌人转圈子的“推磨战”，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“蜂窝战”。敌人在太行腹心区活动时，几乎是“遍地枪声响，村村打敌人”，哪里有敌人，哪里就有民兵作战。地雷战地雷战发端于晋察冀根据地，后普遍运用于华北各地。八路军和民兵就地取材，利用废铁、玻璃瓶、瓷瓶等原料，装入传统的炸药，制造了铁雷、石雷、瓷雷、木雷和水雷等，同时根据需要，还发明了拉雷、绊雷、滚雷、水雷、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，为日伪军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太行地区民兵在反“扫荡”作战中，巧布地雷阵，在小河沟、大道旁、水缸下、门楣上，凡是敌人可能到达的地方，都埋上地雷，使敌到处遭到杀伤。辽县（今左权）民兵在山沟内埋设地雷，然后诱敌进沟，拉响地雷，给敌以很大杀伤。山东地区的民兵，除以地雷阵保卫村庄和惩罚进行抢掠的敌人外，还开展了“飞行爆炸运动”，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敌人交通线上、据点周围，甚至敌军的操场、办公室、浴池等场所，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。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，都会引起地雷爆炸。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民兵，在年秋季反“扫荡”作战中，民兵中队长李尚忠率领民兵巧布地雷阵，使进入阜平县城之敌处处遭到地雷杀伤，炸得日军行不敢走路，住不敢入屋，处境非常狼狈。地道战地道战是冀中平原抗日军民的创造，这里没有山林和水泽可依托的天然屏障，广大军民因地制宜，将原来简单的地窖、壕沟和土洞加以改造，深挖成户户相通、村村相连、互相掩护、纵横交错的地道网，而且还形成了房上、地面、地下“三通”的“立体”的能藏、能打、能防毒、能防水、能机动的战斗地道体系，构成了对敌斗争中坚固而隐蔽的“地下长城”。仅冀中平原根据地至年底，就挖掘地道1.25万公里，清苑县冉庄地道战就是其中的成功范例。冉庄民兵依托地道工事，两次打退大批日军的进犯。冀南区肥乡县有的地区十几个村的地道互相连接，形成一个广大的地道网，能进能出，能打能退，有的把村落地道变成打击敌人的“迷魂阵”。围困战围困战是指对固守要点之敌，运用军事包围、经济封锁、政治攻势的手段，为歼灭守敌和夺取要点创造条件的作战方法。闻名全国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太岳区沁源围困战，就是军民团结、围困日军的模范战例。年冬，日军又纠集2万兵力对太岳根据地实施“扫荡”，以一个大队兵力侵占沁源，企图使沁源伪化，实现其“山地剿共实验区”的毒辣计划。沁源抗日军民针锋相对，对数百日军开展了长达两年半的围困战。他们首先开展了空室清野大行动，把水井填死、碾磨炸毁、粮食运走，隐匿到深山老林与敌周旋，使日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。接着又掀起“抢粮运动”，组织起来，乘夜摸进敌据点将敌人抢劫的粮食运出来。一夜之间，竟有万余军民出动，后来又发展到“劫敌运动”，不仅夺回敌人抢走的羊、牛和其他财物，而且连敌人的军用物资衣服靴也“劫”，使敌惊恐万状，惶惶不可终日。沁源围困战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表彰。年1月17日，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发表《向沁源军民致敬》社论，称赞“模范的沁源，坚强不屈的沁源，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，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。”麻雀战麻雀战起源于太行根据地太谷县范镇村，是敌后军民创造的以弱胜强的游击战法。由民兵组成战斗小组，忽来忽去，忽聚忽散，主动灵活，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。民兵时而三三两两，时而成群结队，出没在山野密林，狭谷隘口，地道暗洞，青纱帐里，像麻雀啄食那样，东一枪、西一枪，出敌不意，乘隙而入，扭住敌人，一阵猛打。敌人反击时，就立即撤离，隐蔽得无影无踪。敌人撤退时，就呼啸而来，枪声四起，杀声遍野。使敌人打又打不着，追又追不上，陷入吃又吃不好，睡又睡不香，心神不宁，狼狈不堪的境地。伏击战掀开八路军游击战术的宝典，伏击战真可谓是抗战中用来打击运动之敌的最常见的一种战术。通常伏击日军的方法主要有待伏和诱伏两种。伏击地点通常选择在日军必经之路而不利于兵力开展的地区，有重点将兵力部署在伏击地区两面或三面的有利地形上，构成口袋形伏击圈。当日军队伍进到八路军伏击圈时，就在统一指挥下，以突然猛烈的火力，发起攻击，大量歼灭日军。抗日战争中，八路军在华北曾组织过多次伏击战，特别是七亘村伏击战、神头岭伏击战、响堂铺伏击战最为有名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。捕捉战捕捉战当年被根据地军民形象地喻为“拦路打狗”的捕捉战，堪称八路军民兵在边沿区和游击区风靡一时的游击战法。它是以秘密而神速的动作，突然出现在日军的面前，出其不意地捕捉日伪零散人员，从而获取敌方各种情报，为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清除障碍。年河北内丘县米家沟和山西潞城县李庄村的游击小组，运用就窝捕捉和寻机捕捉相配合的形式，巧妙灵活地打击日军，闻名于晋冀鲁豫边区。窑洞战面对日本侵略者残酷的“扫荡”和疯狂的“清剿”，晋冀豫根据地太行区八路军和驻地民兵自卫队，利用太行山区丘陵起伏、沟壑纵横，岭连岭、沟套沟的自然地形，创造了能攻能守，便于保存自己、消灭敌人的特殊战法——窑洞战。窑洞战是总结了山区人民利用野窑、藏身洞与敌斗争的经验发展起来的。窑洞构造与设备的要求是：找不见、进不去、熏不着、住得久、走得脱、能战斗。年农历六月的山西武乡县漆树坡窑洞保卫战，被著名作家郑笃创作成长篇报告文学《英雄沟》，广为流传。攻心战华北根据地军民通过向日军喊话、散发宣传品和通过伪军的亲属朋友投寄书信，当面进行开导，充分展示攻心战的力量。当年由投诚和被俘的日本人和日本军中的朝鲜人，觉醒后自发成立的“在华日人反战同盟”和“朝鲜独立同盟”等反战组织，正是八路军攻心战术的累累硕果。年春，八路军冀中军区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，发挥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优势，迫使盘扎在河北河间县境内的多名日伪军缴械投降，一举拿下河间城东的3个据点，便是“攻心战”的又一成功战例。水上游击战由驻扎在河湖港汊地区的华北根据地军民所创造，他们依靠熟悉的水性和准确的射击技术，以礁石、浪花、芦苇、水藻等作掩护，凭借郁郁葱葱的芦苇青纱帐，在配合陆上主力部队作战、封锁日军水上交通、掩护渔民群众进行生产、护送八路军过往人员等方面，都发挥了作用。当年活跃在冀中白洋淀、号称“淀上飞兵”的雁翎队和战斗在山东根据地微山湖、滨海等地的水上游击队等，都是在广袤无垠的水上战场，描绘了水上游击队的壮丽画卷。铁道游击战战斗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平绥、平汉、同蒲、正太、津浦、陇海等铁路沿线的八路军和民兵游击队，在千里铁路线上破铁轨、炸火车、爬车厢、夺物资，还在火车上打歼灭战，常使日军闻风丧胆，创造出许多惊人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。山东抗日根据地鲁南区由临（城）枣（庄）地区的一批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秘密组织起来的铁道游击队，以微山湖为依托，依靠津浦铁路干线的艰苦对敌斗争，作为铁道游击战的范例，成为华北根据地军民世代相传的佳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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